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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ra-Mai authored Jan 12,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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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 Up @@ -14,11 +14,11 @@ title: 跨性别主体性与性差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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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者按及TRIGGER WARNING**:本文含有对性相关内容的直接表述;由于时代限制,文中的部分用词和表述可能会被认为含有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跨性别、酷儿、间性、无性吸引、身体障碍、孤独谱系的偏见性表达,其中如transsexuality、transgenderism等在当前主流话语中可能充当反跨狗哨用词的作用。另外,拉康派精神分析术语中的masculine与feminine仅仅表示主体不同的性化位置,与性别认同和性征无关,译者在翻译中直接将其译为“男性”和“女性”,请读者注意。
**校对者按及TRIGGER WARNING**本文含有对性相关内容的直接表述;由于时代限制,文中的部分用词和表述可能会被认为含有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跨性别、酷儿、间性、无性吸引、身体障碍、孤独谱系的偏见性表达,其中如transsexuality、transgenderism等在当前主流话语中可能会充当反跨狗哨用词。另外,拉康派精神分析术语中的masculine与feminine仅仅表示主体不同的性化位置,与性别认同和性征无关,译者在翻译中直接将其译为“男性”和“女性”,请读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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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精神分析与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前者极为知名的核心理论“俄狄浦斯情结”常常被后者指认为是对压迫性的,建立在对性少数边缘群体排斥之上的资产阶级核心家庭伦理的反映与再生产。精神分析与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的另一项争论焦点来自于弗洛伊德的法国后继者雅克·拉康,拉康在1972年名为“再来一次”(*Encore*)的研讨班上教授了被他成为“性差公式”的理论,该理论被拉康集中表述为一组公式与一张图表:
**译者按**精神分析与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前者极为知名的核心理论“俄狄浦斯情结”常常被后者指认为是对压迫性的,建立在对性少数边缘群体排斥之上的资产阶级核心家庭伦理的反映与再生产。精神分析与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的另一项争论焦点来自于弗洛伊德的法国后继者雅克·拉康,拉康在1972年名为“再来一次”(*Encore*)的研讨班上教授了被他成为“性差公式”的理论,该理论被拉康集中表述为一组公式与一张图表:

![Formulae of Sexuation](/img/The-formulae-of-sexuation.png)

Expand All @@ -32,13 +32,13 @@ title: 跨性别主体性与性差异逻辑

也许可以说,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与拉康派精神分析(Lacanian psychoanalysis)总是歪解对方;实际上,双方总是以相当诡异的方式互相理解并接触彼此。如果我们姑且将性别研究定义为对性认同(sexual identity)、性存在(sexuality)和与之相关的多种干扰问题的研究,那就可以确定,至少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这位在性别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利用精神分析思考性与性别问题方面已经做出了大量投入。[^1]她的文本《安提戈涅的诉求》(*Antigone’s Claim*)和《身体之重:论“性别”话语的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展示了一种解构主义方法,在其中巴特勒认真对待了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评论:“解构主义批评……是一种极为有用的批评,离开它我们不能做任何事”(qtd. in *Bodies* 27),同时在这些著作中几乎充满了弗洛伊德主义(Freudian)和拉康主义的问题和词汇。以这种方式,巴特勒就与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埃莱娜·西克苏(Hélène Cixous)、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一道进入了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的批判性遭遇的丰富思想历史之中。

与之相对,当代拉康派人士只是时不时地才将注意力放到性别研究上来:巴特勒的文本尤其刺激了琼·柯普杰(Joan Copjec)和蒂姆·迪恩(Tim Dean)等人的敏锐阅读。然而,这种回应与性别研究基于精神分析的关注并不完全对等;柯普杰与迪恩主要在不采用巴特勒词汇(例如“女同性恋菲勒斯”(the lesbian phallus)或“形态想象”(the morphological imaginary))的情况下去处理精神分析词汇,也没有充分关注巴特勒著作中的理论或是野心,这引发了巴特勒本人的担忧。许多这类拉康主义回应更多可以被定性为对巴特勒精神分析理论阅读的“纠正性”阅读(“corrective” readings)。考虑到巴特勒自己对精神分析的彻底批判,这些纠正尚情有可原,但如果性别研究与拉康派精神分析之间能够以少一些纷争(fractiously)而不少一丝酷儿性(queerly)、同时充满欲望(desire)的方式将两者对政治和智识的关注整合在一起,那一定能够在政治和精神(psychically)上更获裨益。那么,性别研究与拉康派精神分析各自又能够为对方提供什么?是否有可能融合两个领域,或者说就像柯普杰所指责[^2]或是巴特勒[^3]似乎在《安提戈涅的诉求》中所担忧的那样,两种方法代表着根本性的水火不容?
与之相对,当代拉康派人士只是时不时地才将注意力放到性别研究上来:巴特勒的文本尤其刺激了琼·柯普杰(Joan Copjec)和蒂姆·迪恩(Tim Dean)等人的敏锐阅读。然而,这种回应与性别研究基于精神分析的关注并不完全对等;柯普杰与迪恩主要在不采用巴特勒词汇(例如“女同性恋菲勒斯”(the lesbian phallus)或“形态想象”(the morphological imaginary))的情况下去处理精神分析词汇,也没有充分关注巴特勒著作中的理论或是野心,这引发了巴特勒本人的担忧。许多这类拉康主义回应更多可以被定性为对巴特勒精神分析理论阅读的“纠正性”阅读(“corrective” readings)。考虑到巴特勒自己对精神分析的彻底批判,这些纠正尚情有可原,但如果性别研究与拉康派精神分析之间能够以少一些纷争(fractiously)而不少一丝酷儿性(queerly)、同时忠于欲望(desire)的方式将两者对政治和智识的关注整合在一起,那一定能够在政治和精神(psychically)上更获裨益。那么,性别研究与拉康派精神分析各自又能够为对方提供什么?是否有可能融合两个领域,或者说就像柯普杰所指责[^2]或是巴特勒[^3]似乎在《安提戈涅的诉求》中所担忧的那样,两种方法代表着根本性的水火不容?

性别研究与拉康派精神分析拥有一系列共同的问题,包括:什么是主体?人何以为人?性在主体性产生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什么将“性”(sex)与“性存在”(sexuality)的概念区分开来?尽管有这些共同的关切,但性差异(sexual difference),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以及意味着什么,仍然经常成为性别研究与精神分析理论争论的焦点。凯特·伯恩斯坦(Kate Bornstein)对拉康派分析师凯瑟琳·米洛特(Catherine Millot)关于变性(transsexuality)的文章的回应最为严格地概括了这种对立,在其中伯恩斯坦写道:“性别恐怖分子不是皮革老爹和后座贝蒂*。性别恐怖分子不是套着妻子的内裤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的已婚男人。性别恐怖分子是像米洛特女士这样,用**真实而自然**的性别制度的大棒抡这些人的头,然后再用性别恐吓我们其他人的人。这些‘性别捍卫者’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236)在变性与跨性别问题上,性别研究与拉康派精神分析发生了惊人的碰撞。我们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这种惊人效果能否被引导到某种对在场身体的性差逻辑以及“那种**将要到来的身体和可能到来的身体**的全息图景(holographic)与移动轮廓(moving contours)”(Berger 64)的理解中去。

* [译者注] leather daddies:一般指男同性恋中的一个类型,往往是占主导地位的中年男性;back-seat Betties:常用于形容在第一次见面或约会时就能与之发生关系的女性。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中提出我们作为人类动物都是双性同体(bisexual)*(141),并且同时都是性倒错者(perverts)(160)。性别理论家并没有忽视弗洛伊德关于倒错的激进承诺,他们正确地强调了弗洛伊德著作中某些尖锐的段落,以反对将弗洛伊德的观点简单定性为反同性恋。[^4]然而,弗洛伊德关于双性同体的言论与在双性同体与倒错之间所做的挑衅性连接(双性同体与精神或是生理上的雌雄同体畸形(hermaphroditism)有关,同时又涉及到同性恋-异性恋共存)则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5]如果人的主体性状态就是双性同体的,而且如拉康所言,弗洛伊德“假设性在本质上就是多形(polymorphous)与异常(aberrant)的”(*Four* 176),那为什么在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中,仍然只出现了两种性化位置(sexual position),即男性的(masculine)和女性的(feminine)?当巴特勒提倡性别扮演(gender play),当德里达被评价为“梦想着……一种尽管是性化的(sexed),但不是由一分为二,不是由两个可辨认的配对进行的,而是以多种方式铭刻的性关系(sexual relationship)”(Berger 60),拉康却坚决地宣称“不存在性关系”(*Encore* 57),只有回应失败的一种男性方式和一种女性方式。如何才能从双性同体与多形倒错(polymorphous perversion)的条件出发来证明不存在性关系和只存在两种性化位置的结论?这些结论难道不是使精神分析与其他理论相比在性存在方面显得特别匮乏吗?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中提出我们作为人类动物都是双性同体(bisexual)*(141),并且同时都是性倒错者(perverts)(160)。性别理论家并没有忽视弗洛伊德关于倒错的激进承诺,他们正确地强调了弗洛伊德著作中某些尖锐的段落,以反对将弗洛伊德的观点简单定性为反同性恋。[^4]然而,弗洛伊德关于双性同体的言论与在双性同体与倒错之间所做的挑衅性连接(双性同体与精神或是生理上的雌雄同体畸形(hermaphroditism)有关,同时又涉及到同性恋-异性恋共存)则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5]如果人的主体性状态就是双性同体的,而且如拉康所言,弗洛伊德“假设性在本质上就是多形态的(polymorphous)与异常(aberrant)的”(*Four* 176),那为什么在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中,仍然只出现了两种性化位置(sexual position),即男性(masculine)和女性(feminine)?当巴特勒提倡性别扮演(gender play),当德里达被评价为“梦想着……一种尽管是性化的(sexed),但不是由一分为二,不是由两个可辨认的配对进行的,而是以多种方式铭刻的性关系(sexual relationship)”(Berger 60),拉康却坚决地宣称“不存在性关系”(*Encore* 57),只有回应失败的一种男性方式和一种女性方式。如何才能从双性同体与多形倒错(polymorphous perversion)的条件出发来证明不存在性关系和只存在两种性化位置的结论?这些结论难道不是使精神分析与其他理论相比在性存在方面显得特别匮乏吗?

* [校对者注] 弗洛伊德理论中的bisexuality并非指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双性恋,而是指“双性(同体)”。受到19世纪晚期一些科学家普遍认为人类具有“男性”(male)和“女性”(female)生理潜能这一观点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所有个体都包含“两性”(both sexes)的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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