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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24,7 @@ title: 驳澎湃思想市场《卡斯评估》：我们的生命不是狗哨政
 
 龚克于 2017 年在《澎湃思想市场》的一篇文章里，介绍了什么是「狗哨政治」：
 
-「所谓『狗哨政治』，指的是政治文宣中的一种话术，即在表面上平淡无奇、中规中矩的宣传中，掺入某些特殊信息，只有目标群体能够心领神会，仿佛狗哨能够发出超出人耳接受频率的高频哨声，人虽然听不到，狗却能够听到。」
+> 所谓『狗哨政治』，指的是政治文宣中的一种话术，即在表面上平淡无奇、中规中矩的宣传中，掺入某些特殊信息，只有目标群体能够心领神会，仿佛狗哨能够发出超出人耳接受频率的高频哨声，人虽然听不到，狗却能够听到。
 
 这种暗藏「弦外之音」的宣传方式，一般会让对相关议题所知甚少的人们感到不明所以。但有的时候，这类话术也会成功让人们产生误解，从而对它信以为真。为了达成这个效果，狗哨宣传需要符合直觉、引起尽可能多的注意，但也非常含糊。因此，要想听到宣传者真正传达的信息，则要聚焦于该宣传所处的语境，看到该表述背后被隐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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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慕文》在介绍转诊人数的背景时声称，
 
-「2009年，\[GIDS\] 仅接诊了不到 50 名儿童，其中大部分是男孩。而这一数字在 2022 年激增到近 5000 人，其中大部分是女孩」
+> 2009年，\[GIDS\] 仅接诊了不到 50 名儿童，其中大部分是男孩。而这一数字在 2022 年激增到近 5000 人，其中大部分是女孩。
 
 这一论断存在三个显著事实错误。其一，《慕文》有意混淆「儿童」与「未成年人」：根据《卡斯评估》内引用的 GIDS 的数据，这些人数指的是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其中 2022 年转诊人数中低于 12 岁的儿童不到 300 人，剩下的数千人都是 12-17 岁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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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循证医学也并非如《慕文》描述得那般如「黄金标准」一样完美。临床流行病学之父阿尔万·冯斯坦（Alvan Feinstein）曾在其论文里批评过，
 
-「在循证基础上作出临床决定是一个令人敬佩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会受损于其收集的『最佳可用证据』带来的受限的质量与视野。」
+> 在循证基础上作出临床决定是一个令人敬佩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会受损于其收集的『最佳可用证据』带来的受限的质量与视野。
 
 他在这里指出的，是循证医学里一些公认与统计学相关的问题，例如干扰 p 值（p-value hacking）、对正态分布中亦然有医学价值的「长尾巴（long tail）」病例的忽视等；而伊可宝·拉特纳尼（Iqbal Ratnani）等医生在一篇讨论循证医学的论文中也提到， 许多医师实际上对统计学并不是很熟悉，往往会盲信对一些看似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无从作出批判性而谨慎的判断。在证据方面还存在无法纳入「灰色文献」的问题，即因相关领域同行太少无法同行评论或统计学质量不达标（这往往是因为过度依赖 p 值导致的）等原因而没有发表的文献。此外，在临床实践中，许多医师并没有将循证医学的三要素一视同仁地对待：很多时候研究证据更加重要，而临床经验与患者需求往往被排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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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着《卡斯评估》，《慕文》中的谬误还有很多。《慕文》看似通篇大力支持《卡斯评估》，实则常常对《卡斯评估》进行断章取义。《慕文》中「引用」卡斯评估称，
 
-「在使用青春阻滞剂进行治疗期间，儿童或青少年的骨密度受到损害，他们的生长发育可能落后于其他青少年。」
+> 在使用青春阻滞剂进行治疗期间，儿童或青少年的骨密度受到损害，他们的生长发育可能落后于其他青少年。
 
 然而《慕文》拒绝告诉读者的是，卡斯评估的原文紧接着就写道，
 
-「需要远远更长期的随访，以确定继续进行男性化或女性化激素治疗与不进行的青少年在成年后能否完全恢复骨骼健康。」
+> 需要远远更长期的随访，以确定继续进行男性化或女性化激素治疗与不进行的青少年在成年后能否完全恢复骨骼健康。
 
 青春期阻滞剂究竟会不会引起不可逆的骨密度损害，卡斯评估并没有下结论。而卡斯评估对青春期阻滞剂可能引起骨骼密度下降的担忧，也远非如《慕文》所称具有「颠覆性」，而是早已在跨性别医疗领域、甚至跨性别社群内部被熟知的注意事项。比如，跨性别医疗机构 GenderGP 在 2022 年一篇介绍青春期阻滞剂与骨骼健康的文章中写道，
 
 「使用青春期阻滞剂的青少年或天生较晚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可能会错过重要的骨骼生长期。重要的是，要确保青春期的推迟不会超过必要的时间，并在患者准备就绪后尽快引入激素。」
 
 《慕文》还引卡斯评估称，
 
-「使用青春期阻滞剂可能会暂时或永久地破坏大脑发育，这可能会对年轻人做出复杂风险决策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并可能产生长期的神经心理学后果。」
+> 使用青春期阻滞剂可能会暂时或永久地破坏大脑发育，这可能会对年轻人做出复杂风险决策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并可能产生长期的神经心理学后果。
 
 需要注意的是，这句话一直在使用「可能」这一限定词。在卡斯评估的原文中，青春期阻滞剂对大脑发育的影响是其「担忧（concern）」，并非其支持的结论。卡斯评估的后文中写道「一项最近的文献综述发现，关于青春期阻滞剂对短、中、长期的神经认知发展之影响的研究非常有限。」这两项担忧都被卡斯评估认为仍需要研究验证，然而《慕文》以误导性的行文，将其伪装成了卡斯评估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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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文》声称，
 
-「大量接受了跨性别药物治疗的未成年人，其实是各种心理疾病的患者。也就是说，性别医生广泛地使用了青春阻滞剂或性别激素『治疗』了大量不相干的心理疾病。」
+> 大量接受了跨性别药物治疗的未成年人，其实是各种心理疾病的患者。也就是说，性别医生广泛地使用了青春阻滞剂或性别激素『治疗』了大量不相干的心理疾病。
 
 作者在此尝试暗示这些「性别医生」误诊了许多患者。然而，医学中有一个基础概念叫做「多发病（comorbidity/co-occurring）」，指一个人患有多种疾病。很多时候性别焦虑与其他精神健康挑战的关系非常复杂，很难判断是否「不相干」或孰先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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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年来，跨儿与性别多元者（再次）成为了英语世界保守派的重点目标。《澎湃思想市场》在 2020 年刊登的学术播客《时差》的《酷儿、跨性别与情感理论》一集的文字稿中，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研究员刘文向大家介绍了大卫·瓦伦丁（David Valentine）2007 年出版的《想象跨性别：一个类别的民族志》（Imagining Transgender: An Ethnography of a Category）；书中指出，
 
-「在1970年代，当我们看到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里被去掉的同时，一个名为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的疾病被加到手册中。所以，当美国主流社会开始去病理化同性恋，同性恋所剩下的这种被社会污名化的污点就开始被转化为跨性别的污点。」
+> 在1970年代，当我们看到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里被去掉的同时，一个名为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的疾病被加到手册中。所以，当美国主流社会开始去病理化同性恋，同性恋所剩下的这种被社会污名化的污点就开始被转化为跨性别的污点。
 
 正如书中所言，保守派将原用于同性恋者的污名原封不动地倾倒在了跨儿与性别多元者身上：毫无意外，「孩子」也再次成为了保守派用以针对跨儿及性别多元者的武器。